标的2亿元的万得公司诉同花顺案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日期:2017年12月18日  文章点击数:


裁判要旨

 

 

 

1、思想与表达高度重合的金融信息产品说明性文字,若认定其独创性,则类似表达很容易各自形成作品,分别受著作权法保护,作品偶合的概率会大幅度提高。在金融信息领域的说明文字必须简洁而准确的情况下,相关主体因担心侵权风险,在使用类似文字时将无所适从,而这将不经济也不合理地挤压社会公众对金融信息说明文字的使用空间;而对金融信息选取、定义、组织呈现的方式以及设计的函数体系,更接近于思想而非表达,虽在选择、组织金融信息的过程中包含了智力劳动,亦难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2、在后金融数据大面积再现在先产品产品指标体系甚至页面呈现的行为,远远超出了合理借鉴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在后产品设置了兼容在先产品的功能,同时推出比在先产品更加低廉的价格,使双方产品产生可以互相替代的效果,将使在先产品的用户在不改变使用习惯的基础上,由于价格优势选择在后产品。以上行为有违商业道德,削减了在先产品的竞争优势,构成不正当竞争。

 

 

 

 

 

   审:(2012)沪一中民五()初字第247 

   审:(2017)沪民终39 

合议庭: 马剑峰、徐卓斌、孔立明

 

 

 

一审裁判结果

 

 

 

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

 

一、同花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制作、销售、许可他人使用抄袭“Wind资讯金融数据终端的金融数据终端产品;

 

二、同花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内容需经法院审核,费用由同花顺公司负担)

 

三、同花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万得公司经济损失300万元;

 

四、同花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万得公司合理费用35万元;

 

五、驳回上海万得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六、驳回南京万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53,800元,由上海万得公司负担518,179元,由同花顺公司负担535,621元;鉴定费165,500元,由同花顺公司负担。

 

 

 

举证质证

 

 

 

二审中,同花顺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两万得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同花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目的是证明同花顺产品系针对万得产品及同花顺公司的收入情况;2.同花顺公司2010年、2011年年报,目的是证明两万得公司的损失;3.同花顺公司2013年年报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目的是证明同花顺公司没有新研发投入因此其产品并无新开发内容;4.同花顺公司2012年年报,目的是证明同花顺公司存在预收款。同花顺公司质证认为,其预收款并非仅涉及本案涉案产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均系同花顺公司自行公开的材料,可以作为本案二审新证据,其证明力问题将在下文结合案情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

 

一、关于一审程序问题。首先,关于管辖问题。两万得公司起诉时的标的额不足1亿元,依法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虽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该案标的额被两万得公司变更为2亿元以上,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管辖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本案一审中同花顺公司曾提出管辖权异议,后被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本市知识产权案件除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应由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的以外,管辖已经不受诉讼标的额的限制;另外,本案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并不存在违反民事诉讼法有关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情况;并且,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后本院于201412月印发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衔接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一条第三款规定,201511日前本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基层人民法院已经立案但尚未审结的案件由原受理案件法院继续审理。因此,本案一审应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该案一审诉请虽然发生变更,但仅为标的额之变更,其他事实及证据并无变化,并且经核查一审庭审笔录,同花顺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知悉两万得公司变更诉请标的额后明确表示可以继续答辩,因此一审法院未重新确定答辩期,本院认为于法不悖。其次,关于孙骏是否可以成为上海万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问题。孙骏为上海万得公司员工,其虽曾在一审审理中作为上海万得公司的专家辅助人出庭,但专家辅助人本身即为当事人所聘请,其庭上发言亦代表上海万得公司,与孙骏之后作为上海万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无根本之利益冲突,因此,本院认为孙骏在本案中作为上海万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无违法之处,难谓其违反诉讼程序规定。

 

二、关于一审证据认定问题。首先,关于鉴定结论的采信问题。同花顺公司认为两万得公司与鉴定机构单方接触,在得知鉴定结论对其不利情况下撤回鉴定申请。本院认为,这一观点仅为同花顺公司一面之辞,并无确凿证据佐证。对于北京国威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相似性鉴定意见,一审判决未予采纳,同花顺公司认为于法无据。本院认为,鉴定意见是法律规定的一种证据类型,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须无条件采信,审理法院仍需对其证明力进行审查。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意见的比对方式存在问题,实际上没有对实质性相似的鉴定要求作出回应,结合案情观之,本院认为这一判断具有合理性,因此一审法院不采信该鉴定意见于法不悖。其次,关于一审中是否有个别证据未经质证的问题。同花顺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关于BEITDA错误的相关证据未经质证,本院经核查一审庭审记录,同花顺公司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二审庭审中同花顺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第三,关于公证书的问题。同花顺公司认为公证书存在瑕疵、涉嫌伪证。这一问题在一审中即已提出,并且两万得公司及公证机构已经对公证书中的差错进行了更正和说明,本院认为,公证书中存在差错并不能完全否定其证明力,现本案中公证机构已经对公证书的内容进行了更正和说明,相应瑕疵已被除去,公证书的证明力应得到确认。

 

三、关于南京万得公司是否本案适格原告。两万得公司认为南京万得公司在本案中存在实体利益,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同花顺公司认为南京万得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原判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而非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从程序上看,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条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均应当受理。南京万得公司与上海万得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难谓其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且其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因此,南京万得公司符合起诉的基本条件,可以作为本案的原告。但就实体上看,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南京万得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著作权或竞争权益依据均不足,因而驳回其诉讼请求,这一处理方式并不违反程序法规定。因此同花顺公司关于南京万得公司并非适格原告、应裁定驳回其起诉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认同。两万得公司的上诉意见实际上并非从程序角度提出,而是认为南京万得公司在本案中具有可以主张的实体利益。本院认为,依据在案证据仅可认定上海万得公司与南京万得公司就产品开发和服务事宜签订了协议,难以认定南京万得公司在本案中自身具有可据以主张侵权赔偿的实体权利,一审法院的观点本院予以认同。

 

四、关于事实认定问题。一是关于上海万得公司产品的在先性问题。同花顺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依据高度盖然性规则确定上海万得公司产品在先并无依据,而应当进行何者产品在先的鉴定。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海万得公司的产品推向市场的时间早于同花顺公司产品,且在2007年即开始进行软件著作权登记,而同花顺公司的产品起步于2010年,晚于上海万得公司产品。并且,同花顺公司亦不能提供其产品早于上海万得公司产品的反证。因此,一审法院综合双方产品成形时间、发展目标、重合情况,认为据此已经可以认定上海万得公司产品在先、同花顺公司产品在后,并且认为在先性鉴定已无必要,具有合理性。鉴定这一查明事实方式的运用,本应限于必须借助特定仪器、设备及专业知识、技能等方可解决的技术问题,本案中并不存在这一情况,纵观全案具体情况,本院也认为可以就何者产品在先、何者在后跟随做出正确的判定,而无需借助鉴定。二是关于本案所涉及的产品版本问题。同花顺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应当明确仅涉及2012年的产品版本,但其未予明确。本院认为,本案一审起诉时间为2012年,两万得公司提供的有关产品的证据基本也限于2012年,案件审理当然是基于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但是同花顺公司也不能提供其2012年之后的版本与2012年时使用的版本实质不同的证据,因此法院判决其停止侵害行为也无法限于特定的年份,假如同花顺公司2012年之后的产品版本已与之前版本存实质不同,则意味着其涉案侵害行为已自行停止,法院如此判决并不影响同花顺公司之利益;反之,则一审法院的判决正是针对其侵害行为。因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三是应否查清双方产品实质相似的数量和比例。同花顺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两产品实质相似的数量和比例。本院认为,本案中上海万得公司主张并得到法院支持的是其基于产品的竞争权益,一审法院是依据同花顺公司的行为情节、主观过错确定其责任,其所谓的比对并不具有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实质相似度比对的意义,同花顺公司要求对双方产品进行相似度的定量分析,并无依据、亦无必要,在通过比对确定同花顺产品跟随、抄袭上海万得公司产品的基础上,查清双方产品实质相似的具体数量、比例已无实质意义。四是同花顺公司是否低价倾销其涉案产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同花顺公司销售其被控侵权产品的价格确实远低于上海万得公司的同类产品,其所依据的证据既有同花顺公司员工的介绍,又有实际购买合同在案佐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同花顺公司低价销售涉案产品并非没有事实依据。至于所谓的倾销,应指以低于成本价格进行销售,但本案中并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况且一审法院亦未认定同花顺公司的行为构成倾销。五是关于数据地雷的问题,一审中已查明上海万得公司产品中存在其埋设的数据地雷,并且同花顺公司产品中发现了相同的数据,一审法院认为上海万得公司的数据地雷具有证据优势,据此可以认定同花顺公司模仿、抄袭的事实,并非没有依据。

 

五、关于系争客体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上海万得公司在二审中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保护的客体是:指标体系为主干的对金融信息选取、定义、组织呈现的方式以及设计的函数体系,并进一步解释称,其所主张的呈现方式是指标、函数及相关内容在软件界面中的排列,其中有选择、组织金融信息的过程,其中包含了智力劳动,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本院认为,首先,上海万得公司所主张保护的客体难以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任何一类作品形式。根据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思想和表达应予区分,表达受著作权法保护而思想并不受保护,上海万得公司所主张的客体,更接近于思想而非表达,应认为尚未达到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高度,因此不应认定为作品。其次,上海万得公司主张其在选择、组织金融信息的过程中存在智力劳动,但是,存在智力劳动并不意味着其成果必然会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是主张保护的客体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综上,上海万得公司关于其系争客体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观点,本院难以认同。

 

六、关于同花顺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同花顺公司的被控侵权行为是模仿上海万得公司的产品、抄袭其中的数据内容及呈现方式、低价向同类客户销售被控侵权产品。本院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应当受到鼓励、支持,但竞争自由也有法律限制。金融信息市场也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提供金融信息产品的主体之间展开竞争,有利于市场上的产品改进质量和服务,有利于产品消费者以更低价格购买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最终也有利于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但是,市场竞争应当是良性的竞争,不得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也不得扰乱市场交易的秩序。本案中同花顺公司的行为,割裂开来看似乎是基于市场竞争导向的,其单个行为并不具有不正当性。比如开发、销售金融信息产品本身增加了此类产品的供应,有利于促进竞争;又如金融信息本身难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市场主体可以通过交易向其他市场主体获取信息;再如以更低价格销售同类产品,恰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增进消费者福利。但是,将同花顺公司的行为作整体观,其采用抄袭信息、有针对性地跟随推出同类产品并低价销售的方式,该行为的不正当性是显而易见的,具有明显的搭便车特征,显然违背一般的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市场上产品之间的模仿是允许的,但有一定的界线。本案中,同花顺公司产品与上海万得公司产品是直接竞争的产品,但在后推向市场的同花顺产品在函数体系及其排列组合等方面与上海万得公司在先产品高度相似、在细节上有诸多重合,同花顺公司在推销其产品时强调是上海万得公司的同质化产品并可兼容,其销售价格远低于上海万得公司同类产品,已经越过了合理模仿、借鉴的界线。从市场情况看,同花顺公司产品进入市场后导致上海万得公司此类产品市场占有率明显下滑,这种情况是同花顺公司的不当竞争行为导致的,如果放任此类行为,无疑是向市场主体释放不良信号,市场行为将可能变得混乱、无序,最终将有损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行为目的当然是追求利润,对于正当的商业自利行为,法律当然不应予以干涉,但对于不正当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以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作为一般条款,其价值正在于此,虽然该条更接近于鼓励市场主体遵守诚信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的倡导性条款,但在具体案件中也可以成为请求权的基础,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同花顺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非于法无据。

 

七、关于责任承担方式。首先关于一审中两万得公司撤回针对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请是否即应减半认定侵权责任的问题,同花顺公司认为应减半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两万得公司本主张同花顺公司和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侵权,后在审理过程中撤回针对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请,但案件诉讼标的并未减少,且基于共同侵权主张连带责任亦非必要共同诉讼,因此撤回针对其中部分被告的起诉并不意味着需要减半认定责任,同花顺公司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上海万得公司认为一审判赔数额过低,同花顺公司则认为判赔数额过高。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争议客体在上海万得公司产品还是同花顺公司涉案被控侵权产品中的利润贡献率均难以确定,尽管上海万得公司在二审中又提供了同花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同花顺公司2010-2014年的年报等证据,但仍不能直接证明同花顺公司的侵权获利或上海万得公司的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综合双方的市场支配力、双方在相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双方产品的价格及其构成、指标体系在产品中的重要程度、客户使用习惯、同花顺产品模板转换功能的作用、同花顺公司的财务数据、不正当竞争的期间、地域、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同花顺公司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难谓不当;一审中上海万得公司所能提供证据证明的维权费用不足40万元,一审法院支持了35万元,亦难谓不当。再者,关于是否应判决同花顺公司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的问题,同花顺公司认为本案仅涉及财产损害,因此不应判决其消除影响。本院认为,本案中同花顺公司的行为已经影响上海万得公司产品在相关市场的推广、销售,实质上已经干扰了相关市场的秩序,亦可能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显然具有不良的社会影响,而非仅涉及财产损害,判决同花顺公司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有利于规制市场主体行为、修正并恢复相关市场秩序,因此于法不悖。

 

八、关于一审案件受理费的承担。同花顺公司认为两万得公司在一审中虚增诉讼标的额,导致案件受理费虚高,属于恶意诉讼行为。本院认为,起诉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起诉谁、起诉标的额多高,完全由起诉人自行决定,法院则依法收取案件受理费,待案件审理结束后,案件受理费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分担,亦由审理法院根据裁判结果依法决定。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判决情况依法确定同花顺公司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数额,并无不当。但南京万得公司作为起诉方之一也应承担案件受理费,二审予以相应变更。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万得公司、南京万得公司及上诉人同花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3,800元,由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万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人民币518,179元,由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35,621元;鉴定费人民币165,500元,由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7,050元,由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万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人民币1,019,885元,由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7,16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剑峰

审 判 员  徐卓斌

代理审判员  孔立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 伟

来源:知产宝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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